Обучення Левіафана: історичний контекст реверсибельності влади та новий парадигм алгоритмічного управління

本文提出核心命题：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性根本取决于 “权力可逆性”—— 社会成员以低成本、高效率撤销已授权力的能力。通过梳理权力运行的历史脉络，揭示从古代君主制到现代代议制民主均存在 “授权易、撤销难” 的结构性困境，导致制度僵化、问责失效与腐败周期重演。

数字时代，区块链与 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构建的算法治理机制，首次在技术层面实现 “可逆授权”，使权力撤销从重大政治事件转变为日常程序操作。

本文创新性构建 “权力可逆性指数（PRI）”，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执行确定性、社会破坏性四个维度量化评估治理效能。通过历史制度与当代算法的实证比较，验证 DAO 在权力撤销成本、执行确定性及社会破坏性方面的革命性突破。研究表明，“可编程宪政” 通过将权力关系编码为自动执行合约，重构权力时序结构与问责逻辑，为破解千年治理困境提供技术范式与工程路径。

关键词：权力驯服；可逆授权；算法治理；DAO；可编程宪政；权力可逆性指数（PRI）

01 **引言：**从权力制约到权力可逆 — 治理范式的盲区突破

政治制度设计的核心使命，始终是回应 “如何防止权力滥用” 的经典难题。从霍布斯《利维坦》中 “必要之恶” 的主权隐喻，到麦迪逊 “用野心对抗野心” 的三权分立构想，传统治理范式聚焦于权力运行中的横向制衡，却忽视了权力撤销机制的技术可行性 —— 这一 “纵向约束” 的核心价值。

1.1 传统范式的结构性盲区

洛克（1689）在《政府论》中提出 “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委托，违背信托则可收回”，奠定了 “授权 - 撤销” 的理论雏形，但未解决 “如何低成本执行撤销” 的技术问题。孟德斯鸠（1748）的三权分立、布坎南（1962）的公共选择理论，均将重心放在权力分配与监督流程，却回避了撤销成本对机制有效性的决定性影响。世界银行（2024）数据显示，全球 43% 的宪政危机源于 “法律规定的撤销机制因成本过高失效”，如 2023 年巴西国会弹劾程序因政治博弈受阻，耗时 11 个月仍未达成结果。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 “三维融合” 方法论：

理论维度：追溯权力驯服范式演进（神圣秩序→宪政秩序→算法秩序），结合制度变迁理论论证可逆授权的合法性；

模型维度：构建可量化的 PRI 指数，实现跨制度治理效能对比；

实证维度：对不同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验证算法治理的突破。

研究创新体现在三方面：

概念创新：将 “权力可逆性” 从隐性假设转化为显性测度指标；

方法创新：构建多维度 PRI 指数，实现治理效能的量化比较；

实践创新：揭示算法治理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将 “政治难题” 转化为 “工程问题”。

02 **理论框架：**权力可逆性的理论基础与 PRI 模型构建

2.1 权力制约的理论谱系与范式转型

2.1.1 传统权力制约理论的演进局限

权力驯服理论可追溯至西方政治思想源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混合政体理论，已蕴含通过权力平衡实现制约的思想。近代以降，洛克（1689）明确提出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委托，当政府违背信托时人民有权收回授权，从而确立了授权-撤销的理论雏形。孟德斯鸠（1748）系统阐述的三权分立理论，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框架，联邦党人麦迪逊（1788）则以"野心对抗野心"揭示权力制衡的人性基础。

现代研究中，福柯（1975）的 “微观权力” 理论虽突破宏观分析，却未涉及撤销的技术实现；奥斯特罗姆（1990）的自主治理理论关注公共事务权力分配，仍未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下的撤销难题。这些理论共同面临 “高成本陷阱”—— 选举更替需付出周期成本，司法审查存在程序壁垒，革命颠覆则伴随社会动荡，导致 “理论可行、实践困难”。

表 1 传统权力制约理论的核心观点与缺陷

2.1.2区块链治理研究的范式转型

区块链治理研究经历了从技术到社会的范式拓展。中本聪（2008）提出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为权力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可能。Buterin（2014）将以太坊定位为"去中心化应用平台"，推动区块链从货币工具转向治理载体。Reijers等（2016）首次将区块链治理与社会契约理论关联，提出智能合约是社会契约的技术实现。

近期研究呈现两大分支：技术治理路径关注共识算法优化、智能合约安全等问题；制度治理路径，Weyl等（2022）提出的"去中心化社会"概念，将灵魂绑定代币（SBT）纳入声誉治理框架，丰富了权力运行的监督维度。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缺口：对区块链的权力制约价值多停留在理论推演与定性描述，缺乏将‘可逆授权’作为核心分析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导致其治理优势难以从传统范式中有力地剥离并得到实证衡量。

2.2 权力可逆性指数（PRI）的构建与操作化

2.2.1 指标维度设计

基于 “成本 - 效率 - 安全” 三角框架，PRI 包含 4 个核心维度，覆盖权力撤销的全流程特征：

表 2 权力可逆性指数（PRI）的指标维度与测量方法

基于上述维度，权力可逆性指数的核心函数表达式为：PRI=f(−T,−C,+E,−D)(1)

通过该模型，治理制度可划分为四类理想类型：

表 3 基于 PRI 的治理制度理想类型

03 历史困境：权力的双重起源、异化逻辑与传统驯服路径的局限

3.1 权力的双重起源与合法性悖论

权力起源于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功能性起源：作为社会分工的自然产物（韦伯，1922），权力因能力、知识或资源差异自发形成，如部落首领的指挥权、工匠的技术权威；

契约性起源：作为政治授权的结果（洛克，1689），权力通过社会契约被自愿让渡给公共机构，如现代政府的行政权。

这种双重起源埋下合法性悖论：功能性权力易转化为 “世袭特权”（如欧洲中世纪贵族制），契约性权力易突破委托边界（如近代绝对君主制）。帕特森（1982）在《奴隶制与社会死亡》中揭示，权力的终极异化是 “对个体完全且永恒的支配”—— 无论是奴隶制的人身占有，还是极权体制的全面控制，本质都是 “不可逆授权” 的极端形态。

3.2 权力异化的自我强化机制

权力一旦产生，便通过三重路径实现自我强化：

暴力垄断：控制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抑制撤销诉求（如 17 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 “朕即国家”）；

意识形态操纵：构建 “权力神圣化” 叙事（如君权神授、主义崇拜），降低民众撤销意愿；

信息垄断：封锁权力运行数据（如传统政府的 “内部文件” 制度），增加撤销的信息成本。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2）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这种自我强化最终形成 “汲取性制度”—— 如 19 世纪拉丁美洲的寡头政权，通过操控选举维持权力，撤销成本高达 GDP 的 15%-20%，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3.3 传统驯服路径的根本局限

人类历史上两类主流驯服路径均未能突破 “不可逆困境”：

基于"人性善恶论"的道德约束和基于"人性公私论"的制度分权。前者依赖统治者的德性自律，如柏拉图的"哲学王"、古代中国的"圣君贤相"构想；后者通过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设计。然而，这两种路径都面临同一根本困境——授权一旦给出，难以撤销。无论是通过选举更替还是革命颠覆，权力撤销过程都充满巨大的摩擦、成本与不确定性，使得权力一旦失控，矫正代价极其高昂。

04 算法治理：权力可逆性的技术突破与实证验证

区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的出现，首次在工程层面实现 “授权 - 撤销” 的对称化，构建了算法治理的新范式。

4.1 算法治理的技术实现机制

4.1.1 智能合约：权力的可编程编码

智能合约通过 “条件触发 - 自动执行” 逻辑，将权力关系转化为精确代码，核心机制包括：

原子化授权：基于 ERC-1155 标准，将传统笼统权力（如 “行政管理权”）拆解为离散权限单元（如 “资金审批权 - 001”“数据访问权 - 002”），明确撤销标的；

多层触发机制：规则触发（违规自动撤销）、共识触发（社区投票达标执行）、紧急触发（多重签名委员会启动），覆盖不同场景需求；

不可篡改记录：所有权力操作（授权、行使、撤销）上链存证，通过 Etherscan 等工具实时可查，降低信息不对称。

4.2 实证比较：传统治理与算法治理的 PRI 对比

对比传统政治制度授权集中、撤销缓慢、反馈滞后的特点，算法治理体现出即时反馈、透明执行、程序自治、破坏最小化的“反传统”特征。

表 4 不同治理模型的 PRI 指标对比

4.2.1 典型案例验证：MakerDAO 的 “黑色星期四” 响应

2020 年 3 月 “黑色星期四” 市场崩盘，ETH 价格暴跌 58%，MakerDAO 面临抵押品不足风险。社区通过链上治理在 48 小时内完成三项关键操作：

撤销原 “单一抵押品” 授权；

授予 “多抵押品 Dai（MCD）” 权限；

调整清算率参数（从 150% 升至 175%）。

对比传统央行类似操作（如美联储 2008 年量化宽松耗时 30 天、成本约 2 亿美元），MakerDAO 将权力重构的时间成本降低 97%，经济成本降低 99.99%（仅 1.2 万美元 Gas 费）。

4.2.2 行业数据佐证

根据 DeepDAO（2024）统计，截至 2024 年 Q2，市值前 50 的 DAO 平均每月处理 5.7 次重大治理提案，其中 15% 的提案因 “权力滥用风险” 被社区投票否决 —— 这意味着权力调整与撤销在 DAO 生态中已成为高频、常态化操作，与传统政治中 “每 4-6 年一次选举更替” 形成鲜明对比。

4.2.3 核心发现

问责模式转型：传统政治依赖 “事件型问责”（离散化、周期化），算法治理构建 “过程型问责”（实时化、持续化），将洛克 “反抗权” 从高成本自然权利转化为低成本程序权利；

主权概念重构：“可编程宪政” 使主权从 “集中统治权” 转变为 “分布式可撤销共识”，如 Optimism Collective 的 “公民之家 + 代币之家” 双层架构，通过 SBT 声誉权重平衡资本与贡献的影响力。

05 算法治理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5.1 规则僵化风险与弹性机制

“代码即法律” 的确定性可能牺牲系统应对黑天鹅事件的灵活性。应对策略包括：

可升级合约：允许通过社区投票迭代治理规则（如 Aave V3 的 “治理参数动态调整模块”）；

紧急开关：设置多重签名委员会控制的 “熔断机制”，极端风险下暂停权力执行（如 Compound 的 “Guardian 角色”）。

5.2 技术精英主义与垄断风险

代码开发与审计的技术门槛可能导致权力集中于少数团队。解决方案：

多主体审计：强制要求智能合约通过 3 家以上独立机构审计（如 OpenZeppelin、Trail of Bits）；

开源透明：核心代码完全开源，鼓励社区漏洞提交（如 MakerDAO 的 “代码赏金计划”）。

5.3 财阀统治风险与公平机制

治理代币集中持有可能导致 “资本独裁”。应对路径：

二次方投票：通过 “投票成本与票数平方成正比” 抑制大户操控（如 Gitcoin Grants 的资助投票）；

SBT 声誉权重：将治理权重与不可转让的贡献记录（代码提交、社区服务）绑定，平衡资本与能力（如 Optimism 的 “公民分数”）。

5.4 法律不确定性与合规适配

DAO 法律主体地位模糊、智能合约法律效力待确认的问题，可通过 “混合模式” 解决：

链下实体锚定：参考美国怀俄明州《DAO 法案》，设立“DAO 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法律主体；

合规插件：智能合约内置地区性法规适配模块（如欧盟用户触发 GDPR 数据删除条款）。

5.5 参与度不足与激励机制

治理投票率低（多数 DAO 投票率 < 20%）的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改善：

委托投票：允许用户将投票权委托给专业代表（如 Delegates.app 的 DAO 委托市场）；

参与奖励：对投票者发放治理代币奖励（如 Uniswap 的 “投票激励池”），Aragon 数据显示该机制可将投票率提升 30% 以上。

06 结论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结论

理论突破：权力可逆性是衡量治理效能的核心指标，传统范式因 “高撤销成本” 陷入困境，而算法治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低成本、高确定” 的可逆授权，重构权力制约逻辑；

实证发现：本文构建的‘权力撤销谱系’模型，从权力运作的‘终结机制’入手，为诊断和设计治理系统提供了新的科学基准；

实践价值：“可编程宪政” 为 AI 治理、跨国数字主权等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 如通过可逆授权控制 AI 决策权限，避免算法暴政。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 PRI 指标的权重，需后续通过大数据量化，以期实现对治理模型的量化分析；二是案例集中于 Web3 生态，对传统政务场景的覆盖不足。

未来研究可聚焦三大方向：

跨链治理互操作性：探索不同区块链系统间的 PRI 协同机制，实现权力可逆性的跨网络统一；

AI - 人类混合治理：研究 AI 智能体的权力授权与撤销规则，构建 “人机协同” 的可逆治理框架；

伦理编码技术：开发可嵌入智能合约的 “伦理模块”，解决价值冲突（如医疗资源分配中的生命权优先问题）。

6.3 治理启示

算法治理的革命性意义，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效率提升，更在于重构 “权力与人民” 的关系 —— 从 “一次性授权” 到 “持续性验证”，从 “被动监督” 到 “主动撤销”。正如麦迪逊所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在算法时代，人类终于获得了一种能够实时回应 “人性非天使” 现实的技术工具 —— 可逆授权机制。这一机制使 “驯服利维坦” 不再依赖野心对抗野心，而依赖代码对抗权力异化，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良好治理的永恒事业，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