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中，“基本盘”从来不缺，这几乎也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现象。很多人常说一句话：“皇帝收拾的是有钱人，不是老百姓。”类似的话你一定听过。比如有人说，明朝收商税，是为了限制商人，与普通百姓无关。但真实情况，恰恰不是这样。

洪武二十一年，谢晋上书朱元璋，说了一件非常现实的问题：土地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年景有好有坏，产量本来就不可能年年一样。但朝廷并不按实际情况征收，而是先定一个总税额——今年要收这么多，至于怎么收，由下面层层摊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丰年，官府说你收成好，要多交；
欠收之年，官府却说税额早已定下，该交多少还是多少。
不论百姓收成如何，朝廷的收入都不会减少。
所谓的“商税”，也并非只针对商人。茶叶、花椒、蚕丝等物，在产地刚生产出来就要交一次税；运输途中，每过一道关卡要再交一次；进入城镇停留、交易，还要再交。即便不远行，只在本地出售，同样要纳税。
除了农具和书籍等少数物品外，几乎所有商品都在征收范围之内。
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层层加码的过路费，是面向全民的重复征税，而并非专门针对商人的制度。
谢晋指出，这种做法的后果非常明显：有人去世，有人逃亡，田地荒废，产量下降，但税额不变；负担只能由仍然留下的人继续承担。久而久之，便形成“田减而税不减”，百姓自然越来越困苦。
名义上，商税是三十分之一，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人真正核算商品价值或产量。官府追求的不是合理，而是确定——只要保证总额能够收上来即可。至于个体是否承受得住，并不在考虑之内。
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实际产量征税，需要调查、核算和大量人力，行政成本太高；而定额摊派最省事，也最稳定。
谢晋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复杂——应当随产量征收，多退少补，让百姓不再被层层刁难。但这样的方案，对百姓有利，却不能保证朝廷收入的稳定，也无法降低管理成本。
因此，这样的建议注定难以被采纳。
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从来不是“只向富人征税”的理想，而是另一种更现实的逻辑：当制度首先追求财政稳定时，成本往往最终由最缺乏议价能力的人承担。
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不是税名叫什么，而是谁在为它付出代价。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政策的名义往往指向少数人，而实际影响却层层向下传导。上层追求的是财政的确定性与治理的便利性，而底层承担的，则是不确定性的全部风险。当人们只记住“针对谁”的说法，却忽略“由谁承担成本”的现实时，制度运行的真实结果就很容易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