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许多景区里，总能看到大量穿着古装的人？常见的解释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当然值得尊重，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被反复扮演的几乎总是格格、皇帝、王爷、贵族，而不是普通人？这一现象背后，实际上折射出一种长期存在的精神矛盾。中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在精神层面，仍然深受封建社会想象的影响。

西方同样拥有贵族历史，也保留了大量古代服饰与建筑遗产，但在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中，很少将重点放在对贵族身份本身的崇拜上。相反，他们更强调艺术、科学、制度与现代文明的成果。原因在于，在西方历史经验中，贵族和王权并不被视为值得向往的象征，而是一种必须被超越的历史阶段。

在欧洲，封建制度意味着等级、压迫与不平等。正因为如此，他们经历了极其漫长而剧烈的社会转型，从《大宪章》的诞生，到法治体系的确立，再到革命、推翻王权，才逐步确立起一个基本共识：普通人应当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对于“人人平等”的理解，长期停留在观念层面，并未真正内化为稳定的精神结构。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相关讨论，恰好呈现了这一差异。在法国本土，他可能会被当众指责、被嘲讽，甚至被扔鸡蛋。中国舆论往往将此解读为“社会混乱”。但真正被忽视的关键在于：在那样的社会中，普通人在面对权力时，可以没有恐惧。无论面对的是谁，最低限度的共识是：人格是平等的，人可以站着说话。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始终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清楚，一旦权力被神化、被崇拜，最终付出代价的，永远是普通人。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成为特权阶层。因此，社会的目标不应是让人幻想“有一天成为贵族”，而应是通过制度与规则，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公共环境。

如果将历史现实彻底还原就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朝代，真正穿着华服、拥有特权的，都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真实的历史身份，往往是没有资格站立、需要跪在地上的存在。

在推崇权力、强化等级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能够真正昂首而立；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才可能作为“人”而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显得“不卑不亢”。这并非性格差异，而是成长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结果。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人被系统性地要求对任何人低头。

而在中国社会中，顺从权力、回避冲突、自我压缩，长期被视为“成熟”与“安全”的生存策略。这不是个体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结果。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经济规模、科技水平或综合国力，而是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自我理解。

如果精神结构仍然建立在等级与崇拜之上，即便物质再强，人依然是被矮化的。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才是真正走向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