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k 博文：用開源替代公共物品 爲全人類創造共享價值

作者 | Vitalik

編譯 | 吳說區塊鏈

原文連結：

Vitalik 發布文章表示，應該少談論公共物品資助，多談論開源資助，將焦點從“公共產品”轉移到“開源”似乎也是最好的選擇，開源不應該意味着“只要是開源的，構建任何東西都是同樣高尚的”；它應該是構建和開源對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但區分哪些項目值得支持，哪些項目不值得支持，這已經是公共產品融資機制的主要任務。

誰來資助公共物品？個體利益與集體價值的衝突

我長期以來一直非常關注如何爲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提供資金支持。如果有一個項目能夠爲一百萬人帶來收益（且無法精細地確定誰可以享受利益、誰不能），但每個人只獲得微小的收益，那麼很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會主動爲該項目提供資金，即便該項目整體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公共物品” 這一術語在經濟學中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傳承。在數字生態系統中，尤其是在去中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中，公共物品顯得尤爲重要。事實上，有充分理由認爲，人們在該領域所創造的絕大部分產品，都屬於公共物品的範疇。開源軟件、針對加密學和區塊鏈協議的學術研究、公開免費的教育資源等等，都屬於公共物品。

1）當術語被擴大化：“公共物品”的政治與社會誤解

然而，“公共物品”（public good）這個術語本身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

1. 在公衆討論中，“公共物品”這一術語經常被用來指代“由政府生產或提供的物品”，即使該物品從經濟學上講並不具備公共物品的特性。這種用法帶來了誤解，使得人們對公共物品的判斷不再取決於項目本身的特質或屬性，而更多地取決於是誰在建設這一項目，或建設者自我宣稱的意圖。

2. 人們普遍認爲，公共物品的資助過程缺乏嚴格性，並容易受到“社會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的影響 — — 即項目受到資助的多少，取決於聽起來是否符合社會期望，而不是其真正具備的客觀價值。除此之外，這種機制往往有利於那些擅長在社會公關中佔據優勢的內部人士。

在我看來，上述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相關聯的： “公共物品” 這一術語之所以容易被社會輿論所利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爲 “公共物品” 的定義被過於隨意地擴大化了。

以我剛剛在推特（Twitter）上搜索 “building a public good”（建設公共物品）這一短語的結果爲例，以下是我所看到的一些搜索結果：

如果你繼續往下翻，會發現大量項目都在使用 “我們正在建設一項公共物品” 這樣的描述來宣傳自己。

我在此並不是想批評具體的某些項目；上述提到的這些項目，我其實並不十分了解，它們也可能確實非常出色。但問題在於，上述舉例的兩個項目都是帶有自己獨立代幣的商業項目。雖然作爲一個商業項目本身並沒有任何問題，發行自己的代幣通常也並不一定有錯。然而，當“公共物品”這個概念被過度濫用，以至於今天該術語經常只代表了“項目”本身時，這種現象確實說明了一些的問題。

2）從公共物品到開源：術語的轉向與概念的澄清

作爲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一詞的一種替代，我們可以嘗試思考一下“開源”（Open Source）這一概念。

如果你回顧一些非常典型且明確屬於數字公共物品的案例，就會發現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 — 它們都是開源的。例如：

● 學術性的區塊鏈與加密學協議研究；

● 文檔、教程類資源；

● 開源軟件（例如以太坊客戶端、軟體庫等等）。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開源項目似乎在默認情況下也天然具備公共物品的屬性。當然，你或許可以提出一些反例：如果我寫了一個完全爲我個人工作流程量身打造的軟件，並將其發布在GitHub上，這個項目創造的大部分價值或許主要仍由我個人享有。然而，至少“將這個軟件開源”這個行爲本身（與將其閉源或私有化的行爲相對）確實構成了一種公共物品，並具有非常廣泛的收益。

“開源”（Open Source）這個術語的一個重要優點，是它具有清晰且被廣泛認可的定義。自由軟件基金會（FSF）的自由軟件定義，以及開放原始碼促進會（OSI）的開源定義，這兩個定義已存在數十年之久，並且都得到了充分的共識。同時，很自然地我們可以將這些定義延伸到軟件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寫作、學術研究等）。

在加密貨幣（Crypto）領域，由於應用本身具有固有的狀態性（Stateful）和多方參與的特徵，這種特徵又引入了一些新的中心化風險和控制向量，因此，我們確實需要在原有定義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擴展。例如，增加一些新的標準或測試，例如：

● 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s）

● “內部人攻擊測試”（insider attack test）

● “抽身退出測試”（walkaway test）

這些擴展能夠在 FSF 與 OSI 定義的基礎上，更好地適應加密領域的實際需求。

那麼，“開源”（Open Source）與“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我們可以先嘗試通過一些 AI 的例子進行分析：

3）公共物品的延伸：“開源”如何覆蓋物理治理領域

1. 我個人並不贊成第一個類別中的說法，即將一些開源但具有一定參與門檻的項目排除在公共物品範疇之外。即使一個項目入門門檻較高，並不意味着它不是公共物品；同時企業從項目中獲益也不妨礙其公共物品的屬性。此外，一個項目本身可以是公共物品，但圍繞它的一些產品或服務仍然可以是面向私人的。

2. 第二類情況則更加值得關注。首先，注意到，上述五個例子全都是物理空間中的事物，而非數字空間。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延伸至數字公共物品領域，這些例子本身無法成爲限制“開源”概念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們還想涵蓋物理空間中的公共物品該怎麼辦？即使在加密領域，也同樣存在着治理物理空間事物的熱情，而不僅僅局限於數字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講，“網路自治體”（network states）的核心理念正是希望實現對物理世界事物更好的治理與管理。

全球推廣公共基礎設施的盡頭 — — 開源

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盡管在地方層面提供上述這些物理公共物品（例如基礎設施建設）既可以通過開源模式，也可以通過閉源模式來實現，但當我們希望在全球範圍內高效地實現這些目標時，往往最終都離不開真正意義上的“開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空氣淨化” ：世界範圍內已有大量研究和開發工作（其中很多是開源的），幫助全球各地的人們更容易地獲得更潔淨的空氣。

開源模式能夠使任何一種公共基礎設施更容易、更高效地在全球推廣和部署。當然，如何有效地在本地提供實體基礎設施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限於民主治理的社區，也同樣適用於企業治理的場景。

1）當“國防”成爲公共物品：開放與閉源之間的道德考量

國防是一個比較特殊案例，因此針對國防，我提出如下觀點：

如果一個出於國家安全目的而開發的項目無法讓你安心地將其開源，那麼該項目可能在本地或國家範圍內是公共物品，但在全球範圍內則很可能不是公共物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器技術的創新。盡管在戰爭中，有時確實存在一方擁有明顯更強的道德正當性，使得幫助該方提升進攻能力是合理的，但總體上講，通過提升軍事能力的技術創新，並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能夠成爲全球範圍內真正公共物品的國防項目（即那些可以被開源的例外情況），往往是一些真正意義上的“防御性”能力。例如，去中心化的農業、電力或互聯網基礎設施，這些技術可以在危機環境中幫助人們維持基本的食物供應、日常運轉和通訊連接。

2）開源的真正意義：爲全人類創造共享價值

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樣會發現，將關注點從 “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轉移到 “開源” （Open Source）可能是一種更佳的選擇。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只要是開源項目就都具有同樣的價值；真正的意義在於，我們應當開發並開源那些對整個人類而言最有幫助的項目。

然而，判斷哪些項目值得支持，哪些項目不值得支持，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當前公共物品資助機制所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而這一點也早已成爲人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