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金融的興起激發了關於貨幣未來的討論,許多原本局限於學術界與央行政策圈層的話題開始走向大衆視野。穩定幣——這類旨在與法定貨幣保持等值的數字資產——已成爲連接傳統金融與去中心化金融的主要橋梁。盡管許多人看好穩定幣的廣泛採用,但從美國自身利益角度來看,推動穩定幣的發展未必明智,因爲這可能會擾亂美元的貨幣創造機制。
簡要摘要:
穩定幣實質上正在與美國銀行體系中的存款競爭。因此,它們可能會削弱基於部分準備金制度的貨幣創造機制,進而影響聯準會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調控貨幣供給的能力。
穩定幣的“貨幣創造能力”實際上非常有限,因爲其抵押資產大多爲短期國債(利率敏感性較低)。相比之下,銀行的負債結構中包含更多期限較長的債券,使其每一美元的存款創造能力更強。因此,穩定幣在美國境內的廣泛使用可能會削弱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盡管穩定幣的興起可能會提高對國債的需求,從而降低美國政府的再融資成本,但如果這些美元抵押資產未能回流至銀行體系,就難以維持貨幣創造能力。而由於穩定幣發行方面臨“無風險國債收益率”的機會成本,它們通常不會將資金再存入銀行。
銀行也無法將穩定幣視作法幣存款的替代品,因爲穩定幣由私人機構發行,存在更高的對手方風險。
此外,美國政府也無法通過再次將出售國債獲得的資金注入銀行體系,來“回收”流向穩定幣的銀行存款。這是因爲國債的發售價與銀行存款利率之間存在利差,美國政府將需承擔這部分利差帶來的財政負擔。
最關鍵的一點是,穩定幣的“自我托管”屬性使其與銀行存款在根本上不兼容。除了區塊鏈上的數字資產,其他所有資產基本都需托管。也正因如此,穩定幣在美國境內的廣泛存在,將直接衝擊現有的貨幣創造機制。
穩定幣若想與現有貨幣創造體系兼容,唯一出路是其發行方需作爲銀行運作——但這無疑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涉及監管合規與現有金融利益格局之間的復雜博弈。
當然,從美國全球戰略角度來看,推動穩定幣在海外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它能擴展美元的主導地位,強化“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敘事,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並幫助全球範圍內需要穩定貨幣的人羣。然而,在美國本土推動穩定幣的廣泛採用,就難以避免對貨幣創造體系造成衝擊。
本研究將從多個角度拆解穩定幣的經濟與政策影響:
在主流貨幣理論中,貨幣的創造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部分準備金銀行系統實現的。一個簡化模型展示了商業銀行如何將基礎貨幣(M0)放大爲更廣義的貨幣指標(如 M1 和 M2)。若 R 爲法定或目標準備金率,則貨幣乘數大致爲 m = 1 / R。
例如,當銀行需保留10%的存款作爲準備金時,貨幣乘數可能爲 10。這意味着,一美元的基礎貨幣注入(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可在整個銀行系統中產生高達 10 美元的新存款。
在美國,M1 約爲 M0 的 6 倍。這一擴張效應支撐着現代信貸體系的發展,是房貸、企業貸款及其他生產性資本形成的基礎。
在公鏈上發行的穩定幣(如 USDC、USDT)通常承諾與美元等法幣按 1:1 進行全額資產抵押,抵押品包括現金、短期國債或其他高流動性資產。因此,這些發行方並不進行傳統意義上的“存貸業務”,而是在鏈上以數字代幣的形式提供流動性,這些代幣可隨時兌換爲“真實美元”。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類穩定幣更像是“窄銀行”:這些機構以 100% 的高質量流動性資產支持其類似存款的負債。
理論上,這種模型下的貨幣乘數更接近 1。也就是說,當某穩定幣發行方收到 1 億美元並用於購買 1 億美元的國債時,並未像商業銀行那樣“創造”額外的貨幣。然而,若穩定幣被廣泛接受並在市場中流通,它們仍然具備類貨幣功能。正如我們稍後將討論的,穩定幣的總體效應仍可能對貨幣供應具有擴張作用,因爲它們釋放了底層資金(例如來自美國國債拍賣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最終被政府用於支出。
對於穩定幣發行方來說,獲得聯準會的主帳戶(Master Account)至關重要,因爲擁有該帳戶的金融機構可享受多項優勢:
然而,賦予穩定幣發行方直接訪問這些設施的權限,也引發了兩個主要的擔憂(或“借口”):
因此,傳統央行可能會抗拒讓穩定幣公司擁有與商業銀行相同的權利,擔心其削弱央行在危機時刻掌控信貸與流動性的能力。
當穩定幣發行方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或其他政府債務時,會出現一個微妙但至關重要的現象——“雙花效應(double-spend effect)”:
一方面,美國政府獲得了公衆的資金來融資支出;另一方面,這些由政府債務支持的穩定幣在市場上像貨幣一樣流通使用。
因此,這種機制最多可以使流通中可支配美元的實際存量翻倍,盡管其程度不及完整的部分準備金銀行體系。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穩定幣由此爲政府借款進入日常交易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渠道。
有人猜測未來穩定幣發行方可能被允許貸出一部分儲備金,像商業銀行那樣創造貨幣。這將要求其建立類似銀行執照的完整監管框架,包括 FDIC 存款保險、資本充足率標準(例如巴塞爾協議)。盡管有部分立法(如“GENIUS法案”)提出讓穩定幣發行方成爲“類銀行機構”,但其內嵌的 1:1 儲備金要求表明,短期內並不會向部分準備金模式過渡。
另一種更激進的方案是央行直接發行數字貨幣,由中央銀行面向公衆或企業直接發行數字形式的主權貨幣。CBDC 可以結合穩定幣的可編程性與央行貨幣的信任基礎。
但對商業銀行來說,這種模式帶來顯而易見的中介機構被削弱風險:如果公衆可以直接在央行開數字帳戶,銀行體系的存款將被大量抽離,從而影響其放貸能力。
在穩定幣發行商(如 Circle、Tether)持有數百億美元短期美債的背景下,穩定幣的市場需求波動也可能對美國貨幣市場產生實際影響:
這種聯動效應表明,一旦穩定幣的規模接近大型貨幣市場基金,其影響力將不可忽視,並有可能“滲透”進傳統貨幣市場運作體系中。
穩定幣站在技術創新、監管挑戰與傳統貨幣理論的十字路口。它們爲貨幣帶來了可編程性和廣泛可達性,催生了新的支付與結算範式。但與此同時,也觸動了現有金融系統中的脆弱平衡——尤其是部分準備金放貸機制和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能力。
簡而言之,穩定幣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商業銀行,但會持續促使傳統銀行體系創新。而隨着其不斷擴張,央行與金融監管者將必須在全球流動性、監管權限與依賴部分準備金體系的經濟乘數效應之間尋求平衡。無論是通過更嚴格的監管、向部分準備金過渡,還是融入更廣泛的 CBDC 體系,穩定幣的發展不僅將塑造數字支付的未來,更可能改變全球貨幣政策的演進軌跡。
最終,穩定幣所揭示的核心矛盾,在於:一方面是追求高效率、以全額準備金爲基礎的資金體系;另一方面則是依賴槓杆以推動經濟增長的部分準備金機制。如何在“交易效率”與“貨幣創造能力”之間取得最佳平衡,將有賴於高度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制度性創新。
區塊鏈金融的興起激發了關於貨幣未來的討論,許多原本局限於學術界與央行政策圈層的話題開始走向大衆視野。穩定幣——這類旨在與法定貨幣保持等值的數字資產——已成爲連接傳統金融與去中心化金融的主要橋梁。盡管許多人看好穩定幣的廣泛採用,但從美國自身利益角度來看,推動穩定幣的發展未必明智,因爲這可能會擾亂美元的貨幣創造機制。
簡要摘要:
穩定幣實質上正在與美國銀行體系中的存款競爭。因此,它們可能會削弱基於部分準備金制度的貨幣創造機制,進而影響聯準會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調控貨幣供給的能力。
穩定幣的“貨幣創造能力”實際上非常有限,因爲其抵押資產大多爲短期國債(利率敏感性較低)。相比之下,銀行的負債結構中包含更多期限較長的債券,使其每一美元的存款創造能力更強。因此,穩定幣在美國境內的廣泛使用可能會削弱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盡管穩定幣的興起可能會提高對國債的需求,從而降低美國政府的再融資成本,但如果這些美元抵押資產未能回流至銀行體系,就難以維持貨幣創造能力。而由於穩定幣發行方面臨“無風險國債收益率”的機會成本,它們通常不會將資金再存入銀行。
銀行也無法將穩定幣視作法幣存款的替代品,因爲穩定幣由私人機構發行,存在更高的對手方風險。
此外,美國政府也無法通過再次將出售國債獲得的資金注入銀行體系,來“回收”流向穩定幣的銀行存款。這是因爲國債的發售價與銀行存款利率之間存在利差,美國政府將需承擔這部分利差帶來的財政負擔。
最關鍵的一點是,穩定幣的“自我托管”屬性使其與銀行存款在根本上不兼容。除了區塊鏈上的數字資產,其他所有資產基本都需托管。也正因如此,穩定幣在美國境內的廣泛存在,將直接衝擊現有的貨幣創造機制。
穩定幣若想與現有貨幣創造體系兼容,唯一出路是其發行方需作爲銀行運作——但這無疑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涉及監管合規與現有金融利益格局之間的復雜博弈。
當然,從美國全球戰略角度來看,推動穩定幣在海外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它能擴展美元的主導地位,強化“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敘事,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並幫助全球範圍內需要穩定貨幣的人羣。然而,在美國本土推動穩定幣的廣泛採用,就難以避免對貨幣創造體系造成衝擊。
本研究將從多個角度拆解穩定幣的經濟與政策影響:
在主流貨幣理論中,貨幣的創造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部分準備金銀行系統實現的。一個簡化模型展示了商業銀行如何將基礎貨幣(M0)放大爲更廣義的貨幣指標(如 M1 和 M2)。若 R 爲法定或目標準備金率,則貨幣乘數大致爲 m = 1 / R。
例如,當銀行需保留10%的存款作爲準備金時,貨幣乘數可能爲 10。這意味着,一美元的基礎貨幣注入(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可在整個銀行系統中產生高達 10 美元的新存款。
在美國,M1 約爲 M0 的 6 倍。這一擴張效應支撐着現代信貸體系的發展,是房貸、企業貸款及其他生產性資本形成的基礎。
在公鏈上發行的穩定幣(如 USDC、USDT)通常承諾與美元等法幣按 1:1 進行全額資產抵押,抵押品包括現金、短期國債或其他高流動性資產。因此,這些發行方並不進行傳統意義上的“存貸業務”,而是在鏈上以數字代幣的形式提供流動性,這些代幣可隨時兌換爲“真實美元”。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類穩定幣更像是“窄銀行”:這些機構以 100% 的高質量流動性資產支持其類似存款的負債。
理論上,這種模型下的貨幣乘數更接近 1。也就是說,當某穩定幣發行方收到 1 億美元並用於購買 1 億美元的國債時,並未像商業銀行那樣“創造”額外的貨幣。然而,若穩定幣被廣泛接受並在市場中流通,它們仍然具備類貨幣功能。正如我們稍後將討論的,穩定幣的總體效應仍可能對貨幣供應具有擴張作用,因爲它們釋放了底層資金(例如來自美國國債拍賣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最終被政府用於支出。
對於穩定幣發行方來說,獲得聯準會的主帳戶(Master Account)至關重要,因爲擁有該帳戶的金融機構可享受多項優勢:
然而,賦予穩定幣發行方直接訪問這些設施的權限,也引發了兩個主要的擔憂(或“借口”):
因此,傳統央行可能會抗拒讓穩定幣公司擁有與商業銀行相同的權利,擔心其削弱央行在危機時刻掌控信貸與流動性的能力。
當穩定幣發行方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或其他政府債務時,會出現一個微妙但至關重要的現象——“雙花效應(double-spend effect)”:
一方面,美國政府獲得了公衆的資金來融資支出;另一方面,這些由政府債務支持的穩定幣在市場上像貨幣一樣流通使用。
因此,這種機制最多可以使流通中可支配美元的實際存量翻倍,盡管其程度不及完整的部分準備金銀行體系。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穩定幣由此爲政府借款進入日常交易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渠道。
有人猜測未來穩定幣發行方可能被允許貸出一部分儲備金,像商業銀行那樣創造貨幣。這將要求其建立類似銀行執照的完整監管框架,包括 FDIC 存款保險、資本充足率標準(例如巴塞爾協議)。盡管有部分立法(如“GENIUS法案”)提出讓穩定幣發行方成爲“類銀行機構”,但其內嵌的 1:1 儲備金要求表明,短期內並不會向部分準備金模式過渡。
另一種更激進的方案是央行直接發行數字貨幣,由中央銀行面向公衆或企業直接發行數字形式的主權貨幣。CBDC 可以結合穩定幣的可編程性與央行貨幣的信任基礎。
但對商業銀行來說,這種模式帶來顯而易見的中介機構被削弱風險:如果公衆可以直接在央行開數字帳戶,銀行體系的存款將被大量抽離,從而影響其放貸能力。
在穩定幣發行商(如 Circle、Tether)持有數百億美元短期美債的背景下,穩定幣的市場需求波動也可能對美國貨幣市場產生實際影響:
這種聯動效應表明,一旦穩定幣的規模接近大型貨幣市場基金,其影響力將不可忽視,並有可能“滲透”進傳統貨幣市場運作體系中。
穩定幣站在技術創新、監管挑戰與傳統貨幣理論的十字路口。它們爲貨幣帶來了可編程性和廣泛可達性,催生了新的支付與結算範式。但與此同時,也觸動了現有金融系統中的脆弱平衡——尤其是部分準備金放貸機制和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能力。
簡而言之,穩定幣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商業銀行,但會持續促使傳統銀行體系創新。而隨着其不斷擴張,央行與金融監管者將必須在全球流動性、監管權限與依賴部分準備金體系的經濟乘數效應之間尋求平衡。無論是通過更嚴格的監管、向部分準備金過渡,還是融入更廣泛的 CBDC 體系,穩定幣的發展不僅將塑造數字支付的未來,更可能改變全球貨幣政策的演進軌跡。
最終,穩定幣所揭示的核心矛盾,在於:一方面是追求高效率、以全額準備金爲基礎的資金體系;另一方面則是依賴槓杆以推動經濟增長的部分準備金機制。如何在“交易效率”與“貨幣創造能力”之間取得最佳平衡,將有賴於高度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制度性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