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差交易橫跨美國國債現貨、期貨和回購三個市場,利用現貨與期貨市場價差實現套利[1]。由於國債期貨較現貨往往存在溢價,且溢價水平隨着期貨到期日接近而減小(圖表1),投資者可以通過做多國債現貨(價格較低)並做空國債期貨(價格較高),並等待期貨交割。做多現貨的資金可從回購市場獲得再融資(相當於將國債在回購市場套現),並不斷將回購展期,直到期貨交割(圖表2)。在不考慮交易費的情況下,投資者基差交易的成本主要是回購市場的借貸成本(例如SOFR利率),而回報則是期貨相對現貨的溢價部分(基差)。如果基差大於購買美債現貨並通過回購市場再融資的成本,交易便是有利可圖。由於基差本身不大,且期貨交易自帶槓杆,所以國債現貨市場交易也需要加槓杆,槓杆率受回購抵押品借款的折損率(haircut)影響[2]。投資者需要自行提供的流動性資金主用於繳交期貨保證金(Margin)和支付回購利息(圖表3)。
圖表1:美債期貨現貨存在溢價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數據爲2016-2020年所有五年期合約平均情況
圖表2:對沖基金回購淨借款、美債現貨持倉同步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3:基金基差交易示意圖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基差交易的主要風險主要來自回購展期、期貨保證金和高槓杆:
第一,回購展期風險。基差交易一般會盡量壓低借貸成本,即選擇隔夜回購進行融資。這就需要回購不斷展期,無法鎖定利率水平。如果回購市場流動性不足,回購展期成本跳漲,基差交易的成本將提升,甚至產生虧損。
第二,保證金風險。基差交易需要維持一定水平的期貨保證金。通常情況下,國債期貨與現貨是同向波動的,因此基差交易者做多現貨可以有效對沖期貨賣盤,但如果國債市場波動變大出現價格錯位,即期貨現貨可能價格走向不同,可能使得投資者期貨虧損大於現貨市場收益,期貨被逼倉,甚至被迫平倉,並賣出現貨。
第三,槓杆風險。因爲基差交易往往帶高槓杆,前面所述的兩類風險可能被槓杆加強。
對沖基金基差交易去化可能是2020年3月美債市場危機的重要助推因素[3]。圖表4所示,這次危機發生時美債市場供過於求。供給上,2019年8月美國國會暫停債務上限兩年,美國國債存量從2Q2019的22萬億美元上升至1Q2020的23.2萬億美元。需求上,聯準會在2019年8月停止縮表,但也尚未大幅開啓闊表。而疫情衝擊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對沖基金基差交易虧損,拋售美債現貨。這些因素迅速榨幹流動性,透支交易商的做市能力,國債、企業債、外匯等多市場出現風險,直至聯準會出臺多項救市措施,向一級交易商提供無限量流動性供給,危機才得以平息(圖表5)。
圖表4:對沖基金基差交易逆轉是2020年3月美債危機的重要原因
資料來源:BIS,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5:2020年3月危機後,聯準會出臺多項融資政策救市
資料來源:Brookings Institu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當前的基差交易規模可能有多大呢?截至2024年3季度,對沖基金美債現貨多頭總量爲2.06萬億美元,截至2024年2季度回購淨借款規模約在1萬億美元(圖表2),而截至今年3月18日美債期貨做空量爲1.1萬億美元(圖表6)。綜合這些數據,我們估算基差交易的總量在1-1.5萬億美元之間。
圖表6:至今年3月18日,對沖基金美債期貨做空量約1.1萬億美元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一,市場的波動性快速走高,衡量股市和債市的VIX指數和MOVE指數均來到了近期高位(圖表7,圖表8),可能促使期貨準備金增加,引發對沖基金基差交易去化。
圖表7:MOVE指數快速衝高接近140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8:VIX指數達到疫情後的歷史高位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美債仍處在供過於求狀態,我們在《美債季報:第二個流動性拐點》中指出,雖然美債上限限制了淨發行量,但需求也較弱,特別是海外資金需求在去年底開始走弱(圖表9)。同時,美債的潛在供給也在增加,4月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新版本的債務上限方案,未來十年增加5.8萬億美元基本赤字,較2月底衆議院版本更爲激進(圖表10)[4] 。我們預計,最終版本的預算調節法案可能在5-6月通過,屆時美債供給可能大幅走高,對流動性造成較大擠壓,真正的流動性衝擊或仍未到來(圖表11)。
圖表9:自去年底以來海外持債需求減弱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0:參議院新版本進一步拉升美債/GDP比例
資料來源:CRFB,CBO,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1:債務上限解決後TGA將再度走高吸收流動性
資料來源:FRED,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三,貿易衝突升級引發的地緣風險,可能使得海外資金繼續流出美國,造成股債匯三殺。過去兩年,美國財政、貿易雙赤字之下,美元仍能保持持續漲,主要依賴美股的“AI敘事”,使得海外資金持續流入(圖表12)。而年初以來,先是DeepSeek造成“AI敘事”裂縫(參加《宏觀探市2月報:DeepSeek觸發中美資產重估》),後是貿易衝突造成美國金融市場風險偏好回落,流入美股的資金可能在避險情緒下轉入債市或流出,而如果相對安全的美債市場進一步出現風險,海外資金流出將加速,進而造成美元下跌,“股、債、匯”三殺(參見《特朗普“大重置”:債務化解、脫虛向實、美元貶值》)。
圖表12:ChatGPT誕生後海外資金持續流入美股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四,處在風險核心的對沖基金,是美債自本次縮表以來的重要淨買入者(圖表13),且對沖基金在其他資產上淨敞口較大,具備將一個市場風險傳播到多市場的能力。例如,截至去年底,對沖基金持有9.1萬億美元的利率互換、5.9萬億美元的權益和4.6萬億美元的外匯(圖表14),還持有15%的美國信用債(圖表15)。
圖表13:對沖基金是縮表以來美債的主要淨買家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4:對沖基金在多市場持有較大敞口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5:對沖基金持有15%的美國企業債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衡量基差套利風險的10Y SOFR Spread大幅近期走闊,流動性衝擊的風險正在增加(圖表16)。我們提示,在貿易衝突帶來的持續高波動之下,美國金融市場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正在提升,5-6月美債上限解決後的流動性衝擊值得警惕。股、債、匯三殺仍有加劇風險,最終或倒逼聯準會重啓QE,平抑市場波動,美元可能進一步走低。
圖表16:SOFR Spread大幅走闊,流動性風險概率提升
資料來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通過QE拉升金融資產的救市方式可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並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當前“脫虛向實、壯大中產”的政策取向。我們認爲,特朗普政府有可能繞過聯準會抄底美國資產(如通過剛成立的美國主權財富基金),並將後續的收益用於美國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等再工業化項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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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交易橫跨美國國債現貨、期貨和回購三個市場,利用現貨與期貨市場價差實現套利[1]。由於國債期貨較現貨往往存在溢價,且溢價水平隨着期貨到期日接近而減小(圖表1),投資者可以通過做多國債現貨(價格較低)並做空國債期貨(價格較高),並等待期貨交割。做多現貨的資金可從回購市場獲得再融資(相當於將國債在回購市場套現),並不斷將回購展期,直到期貨交割(圖表2)。在不考慮交易費的情況下,投資者基差交易的成本主要是回購市場的借貸成本(例如SOFR利率),而回報則是期貨相對現貨的溢價部分(基差)。如果基差大於購買美債現貨並通過回購市場再融資的成本,交易便是有利可圖。由於基差本身不大,且期貨交易自帶槓杆,所以國債現貨市場交易也需要加槓杆,槓杆率受回購抵押品借款的折損率(haircut)影響[2]。投資者需要自行提供的流動性資金主用於繳交期貨保證金(Margin)和支付回購利息(圖表3)。
圖表1:美債期貨現貨存在溢價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數據爲2016-2020年所有五年期合約平均情況
圖表2:對沖基金回購淨借款、美債現貨持倉同步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3:基金基差交易示意圖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基差交易的主要風險主要來自回購展期、期貨保證金和高槓杆:
第一,回購展期風險。基差交易一般會盡量壓低借貸成本,即選擇隔夜回購進行融資。這就需要回購不斷展期,無法鎖定利率水平。如果回購市場流動性不足,回購展期成本跳漲,基差交易的成本將提升,甚至產生虧損。
第二,保證金風險。基差交易需要維持一定水平的期貨保證金。通常情況下,國債期貨與現貨是同向波動的,因此基差交易者做多現貨可以有效對沖期貨賣盤,但如果國債市場波動變大出現價格錯位,即期貨現貨可能價格走向不同,可能使得投資者期貨虧損大於現貨市場收益,期貨被逼倉,甚至被迫平倉,並賣出現貨。
第三,槓杆風險。因爲基差交易往往帶高槓杆,前面所述的兩類風險可能被槓杆加強。
對沖基金基差交易去化可能是2020年3月美債市場危機的重要助推因素[3]。圖表4所示,這次危機發生時美債市場供過於求。供給上,2019年8月美國國會暫停債務上限兩年,美國國債存量從2Q2019的22萬億美元上升至1Q2020的23.2萬億美元。需求上,聯準會在2019年8月停止縮表,但也尚未大幅開啓闊表。而疫情衝擊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對沖基金基差交易虧損,拋售美債現貨。這些因素迅速榨幹流動性,透支交易商的做市能力,國債、企業債、外匯等多市場出現風險,直至聯準會出臺多項救市措施,向一級交易商提供無限量流動性供給,危機才得以平息(圖表5)。
圖表4:對沖基金基差交易逆轉是2020年3月美債危機的重要原因
資料來源:BIS,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5:2020年3月危機後,聯準會出臺多項融資政策救市
資料來源:Brookings Institu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當前的基差交易規模可能有多大呢?截至2024年3季度,對沖基金美債現貨多頭總量爲2.06萬億美元,截至2024年2季度回購淨借款規模約在1萬億美元(圖表2),而截至今年3月18日美債期貨做空量爲1.1萬億美元(圖表6)。綜合這些數據,我們估算基差交易的總量在1-1.5萬億美元之間。
圖表6:至今年3月18日,對沖基金美債期貨做空量約1.1萬億美元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一,市場的波動性快速走高,衡量股市和債市的VIX指數和MOVE指數均來到了近期高位(圖表7,圖表8),可能促使期貨準備金增加,引發對沖基金基差交易去化。
圖表7:MOVE指數快速衝高接近140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8:VIX指數達到疫情後的歷史高位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美債仍處在供過於求狀態,我們在《美債季報:第二個流動性拐點》中指出,雖然美債上限限制了淨發行量,但需求也較弱,特別是海外資金需求在去年底開始走弱(圖表9)。同時,美債的潛在供給也在增加,4月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新版本的債務上限方案,未來十年增加5.8萬億美元基本赤字,較2月底衆議院版本更爲激進(圖表10)[4] 。我們預計,最終版本的預算調節法案可能在5-6月通過,屆時美債供給可能大幅走高,對流動性造成較大擠壓,真正的流動性衝擊或仍未到來(圖表11)。
圖表9:自去年底以來海外持債需求減弱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0:參議院新版本進一步拉升美債/GDP比例
資料來源:CRFB,CBO,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1:債務上限解決後TGA將再度走高吸收流動性
資料來源:FRED,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三,貿易衝突升級引發的地緣風險,可能使得海外資金繼續流出美國,造成股債匯三殺。過去兩年,美國財政、貿易雙赤字之下,美元仍能保持持續漲,主要依賴美股的“AI敘事”,使得海外資金持續流入(圖表12)。而年初以來,先是DeepSeek造成“AI敘事”裂縫(參加《宏觀探市2月報:DeepSeek觸發中美資產重估》),後是貿易衝突造成美國金融市場風險偏好回落,流入美股的資金可能在避險情緒下轉入債市或流出,而如果相對安全的美債市場進一步出現風險,海外資金流出將加速,進而造成美元下跌,“股、債、匯”三殺(參見《特朗普“大重置”:債務化解、脫虛向實、美元貶值》)。
圖表12:ChatGPT誕生後海外資金持續流入美股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四,處在風險核心的對沖基金,是美債自本次縮表以來的重要淨買入者(圖表13),且對沖基金在其他資產上淨敞口較大,具備將一個市場風險傳播到多市場的能力。例如,截至去年底,對沖基金持有9.1萬億美元的利率互換、5.9萬億美元的權益和4.6萬億美元的外匯(圖表14),還持有15%的美國信用債(圖表15)。
圖表13:對沖基金是縮表以來美債的主要淨買家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4:對沖基金在多市場持有較大敞口
資料來源:OF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5:對沖基金持有15%的美國企業債
資料來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衡量基差套利風險的10Y SOFR Spread大幅近期走闊,流動性衝擊的風險正在增加(圖表16)。我們提示,在貿易衝突帶來的持續高波動之下,美國金融市場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正在提升,5-6月美債上限解決後的流動性衝擊值得警惕。股、債、匯三殺仍有加劇風險,最終或倒逼聯準會重啓QE,平抑市場波動,美元可能進一步走低。
圖表16:SOFR Spread大幅走闊,流動性風險概率提升
資料來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通過QE拉升金融資產的救市方式可能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並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當前“脫虛向實、壯大中產”的政策取向。我們認爲,特朗普政府有可能繞過聯準會抄底美國資產(如通過剛成立的美國主權財富基金),並將後續的收益用於美國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等再工業化項目上。